《民法总则》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其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此条因涉及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责任，故称之为“好人条款”。该条款实际上经历了三次修改，从重大过失造成受助者损害要承担责任，到受助者应承担举证责任，再到一般过失、重大过失均完全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从初论到定论，可以窥见立法者的立法意旨：匡扶社会正义，对善意救助者的保护逐渐加强，以免除其后顾之忧。

　　此条一出，立刻引起学界关注，因删除重大过失规定太过突然，难免造成一些理解和适用上的障碍。因此，笔者在此谈谈对该条款的一点看法。◎作者简介

　　邓鈜升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科研助理

　　陈山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模拟法庭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理事等

　　破坏法律体系的协调性

　　“好人条款”对法律体系协调性的破坏在于该条款并未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依据比例原则，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应当外部协调，同一类型的法律责任应当内部协调。

　　第一，“好人条款”导致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协调。从总体上而言，民事责任成立相对于刑事责任的成立应更加宽松，既然如此，为何善意救助人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而立法却直接豁免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责任？

　　第二，“好人条款”不仅造成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错乱，在民事责任内部也会引起不协调。该条款生效后，受助人和不法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分配显然不对等。

　　引发社会与道德风险

　　社会风险是指“好人条款”过分鼓励救助而不强调救助中的注意义务，更加容易引发“好心办坏事”现象。道德风险是指“好人条款”只注重行为动机不注重客观效果，而行为动机过分主观化，认定中难免“藏污纳垢”，将恶意侵害被害人利益的“伪救助”行为纳入“好人条款”免责范围。

　　杨立新教授也认为，当被救助者病情危重时，如果不懂医学抢救常识，采取不当救助措施，会给被救助者带来严重后果。这便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此外，“好人条款”极易滋生伤害受助人案件。例如A意欲伤害B，路人C对B早有不满，便假借救助之名，暗中伤害B。完全免除救助者的责任，至少会提高此类案件发生的频次，明显对受助者不利。

　　弊端体系解释难补救

　　从语义上考察，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谓不承担民事责任，表明立法者已经明确了不存在任何例外情况，如果依照体系解释，反而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重大过失除外，这是何等荒谬。“不承担民事责任”在语义上的射程决定了《民法总则》给出的内涵是闭合的，而非开放的。如果在闭合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推敲出相反的规则，那么整个法律体系都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不可能是解释的问题，这明显是立法层面应该解决的问题。

　　退一步讲，即便可以援引重大过失规则，也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背离。因为，任何一名未经过法学专业训练的人，仅从该条款字面上理解，很难知晓其背后还有另外的含义——还要援引其他规则，即便法律推定为普通大众所知晓，民法典的此类表述仍然会产生一定的诱导性。倘若公民抱着全然免责的心态去救助，法院在适用时仍要将重大过失纳入考量，恐怕该条款不久便会被架空吧。

　　我国正在构建一部具有开放意义的民法典，民法典的受众不仅仅是法律人，更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解决该问题，规定善意救助者的理性标准，平衡受助者和善意救助者的法律利益，否则该法律规范的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邓竑生 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