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资中县共计发生7起较大型婚姻诈骗，与此同时周边各县也频发婚姻诈骗案件，给众多受害者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也带来诸多心灵创伤，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婚骗行为基于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其刑事打击难度很大，导致部分行骗者逍遥法外。为了有效地实施法律，打击犯罪，平复被害人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维护社会稳定，笔者结合资中县院办理的婚姻诈骗案件，对当前婚骗案件的特点、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婚骗案件，顾名思义是指嫌疑人利用婚姻习俗，虚构婚姻媒妁之事，实施诈骗获取钱财的案件。从2012年底至今，资中县检察院共办理7起婚骗案件。其中1件5人因罪与非罪证据不足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另外6件15人经批捕、公诉后均获得有罪判决。通过分析，笔者可以概括出这些婚骗案件的特点：

　　

　　1、案情错综复杂，罪与非罪界限模糊。一个诈骗案件的完成至少应当具备虚构事实-信以为真-处分财产等步骤，缺乏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定性为诈骗犯罪，而婚姻诈骗的行为本身错综复杂，其定性则更是难上加难，笔者从办理过的一些列婚骗案件中简要梳理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利用农村婚恋中不退见面礼的习俗，骗取见面礼和介绍费，若是男方给付了彩礼钱后被发现，则退还彩礼，这种情形若是主观上未能抠死诈骗犯意是难以定性为诈骗的；第二类是利用所谓的介绍人认识被害人或者与被害人沾带远亲关系的情节，由该介绍人牵线搭桥，并明示或者暗示被害人要稳住拿钱出手、要了解女方等等，其余人行骗，待到被害人发现后，该介绍人则自称自己也不知情，并已尽到告知和提醒义务而予以辩解脱责，对此类情形若主观未能查实也是难以定性。第三类则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用真实的身份和身份关系，在短时间内由女方与男方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一众行为人获取见面礼、介绍费、彩礼等大额钱财后，然后女方在与被害人短暂同居的期间内，借故找茬并迅速离婚，然后行为又流窜至另外的地方故技重施骗取钱财，这从表面看就达到了一众行为人婚姻诈骗的形式规避，此种类型如何定性存在很大争议，等等。由于婚姻诈骗往往与民事行为中的婚姻媒妁掺杂在一起，言词证据又容易变更，这在司法实践中就导致了婚姻诈骗难以办理、难以认定的尴尬局面。

　　

　　2、犯罪嫌疑人数量众多。从已经破获的7起婚骗案件看，犯罪嫌疑人均数量众多，目前7起案件到案人数为20人，但实际上每起案件的团伙还有较多的成员仍然未能抓获到案。比如说王某某等人的婚骗团伙，从其供述中反映出还有众多成员尚且隐匿在威远、仁寿、乐山等地未能归案。

　　

　　3、跨区域流窜交叉作案。从已查获的犯罪嫌疑人看，其籍贯各不相同，资中、威远、自贡、凉山等比比皆是，众多嫌疑人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纠合在一起后，利用行政区划的相邻或者交叉条件，频繁在邻近区县或者交叉区县实施作案。比如说王某某、张某某、林某某等人窜到资中婚骗，则由资中籍贯的寻找男方并扮演其介绍人等，相亲对象（其婚骗术语为一般为鸽子）则由其他籍贯的女嫌疑人扮演，其他嫌疑人则扮演女方亲属及陪同人员，若在威远，则由威远籍嫌疑人寻找并扮演男方介绍人等等。由于众多嫌疑人跨区域流窜交叉作案，案件的侦破难度非常高，需要投入的警力非常大，稍有风吹草动，嫌疑人便四下逃匿，不知所踪。

　　

　　4、案发地常在偏远农村。已破获的7起婚骗案件，查实的被害人共计将近30人，无一例外均居住在农村，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偏远的农村如配龙、发轮、双龙、狮子等乡镇，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现代化气息非常薄弱。

　　

　　5、被害人多为弱势群体。通过众多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笔者发现，被害人具有如下特点：家庭状况穷，外貌条件差，生活圈子小，社会资源少，不善言辞，年龄偏大，担心结婚困难等等。客观而言，这些人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甚至是弱势中的弱势。作为文明社会，我们本应追求并维护公平和正义，本应对弱势群体相对较多的关爱，可是婚骗嫌疑人唯利是图、利欲熏心，恰好利用这些弱者的弱点，以媒妁婚姻的形式，轻易骗取他们仅有的财产或者积蓄，这对于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也正是因为此，婚骗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相较于普通盗窃、故意伤害等案件要大得多。

　　

　　二、婚骗案件的成因

　　

　　纵观7起婚骗案件，笔者可以发现，此类案件得以形成，其原因众多，笔者归纳如下：

　　

　　1、婚恋观存在诸多陋习。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国自由民主的婚恋观逐步形成，但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习俗在农村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包办婚姻、见面随礼、打发媒妁等等还司空见惯。正是上述诸多陋习的存在，给众多不良居心者行使诈骗留下了可乘之机。比如说王某某、陈某某等婚骗团伙在诈骗陈某某、金某某父子钱财时，在攀谈过程中，陈就已经判断出来参加的相亲的女娃有诈，但其儿子却在初次和女娃见面时都能相互中意，按照农村的习俗，男方就得给女方及其随行亲属以及介绍人（媒妁者）见面礼（并且是不能退还的，只有彩礼钱若男女双方耍不成朋友才可以退还），而且为了显示诚意，这笔钱的数额还不能太寒碜，于是陈某某还是给了女方及介绍人等共计2000元见面礼。对于这笔钱，一伙犯罪嫌疑人本意即为骗取钱财，结果自然是来者不拒，笑而纳下；而对于被害人则是竹篮打水，人财两空，却由于习俗在那，哑巴黄连，有苦难言。于是，一帮犯罪分子就利用习俗，屡试不爽。

　　

　　2、被害人知识匮乏阅历短浅。众多被害人本身生在偏远农村，交通信息已然闭塞，先天已是不足，再加上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社会知识面也窄，后天更是失调，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其观察力和判断力有所欠缺而容易被骗。譬如说，在王某某等系列诈骗案中，被害人之一饶某某被介绍去相亲，张某某亲自担任鸽子，41岁的张自称刘萍年纪26岁，并谎称搞过销售皮肤显老。然而笔者在提讯张时是一眼便判断张的年龄是40岁以上，而被害人饶某某居然对其谎称26岁也能相信！

　　

　　3、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淡薄。众多被害人在知识匮乏阅历短浅的基础上，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也相应淡薄，他们往往在发现自己已经被骗了见面礼和打发礼等财物之后，也只是自认晦气倒霉，或者以破财消灾聊以自慰，却鲜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权益的。如陈某某发现王某某、陈某某等人有诈却仍然依照习俗给付见面礼等，过后只是要其儿子金某某不与女方交往不再支付彩礼等，但却未向司法机关报案维护权利；再如朱某一家人和唐某一家人在被相亲的女方骗去了巨额现金后，却因与充当所谓介绍人的王某某、陈某某沾带远亲或者关系熟识，且此二人也只是获取少量的所谓介绍费也就不再追究了！殊不知，这些婚骗团伙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事先约定好了所谓介绍人和亲属只得介绍费和见面礼，鸽子则得大头，而善良的被害人就这样的淡薄维权恰好放纵了骗子的行径。另一方面，不少嫌疑人也基于法律意识的浅薄，也自认为其行为不是犯罪。比如说团伙之一的陈某某被抓获后居然振振有词：“我知道他们（同伙）要去骗钱，但是我只是负责介绍男女双方见面，然后各自留下电话就行，至于怎么给钱我就不管了，我也只是收取介绍费和见面礼罢了。”团伙之二的张某某、刘某则都是恬不知耻，口径一致：“我们伙到一起就是为了钱，但是我还在男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和男方睡了觉。”团伙之三的吉克某某则是荒诞不稽：“我和吉则某某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我把她介绍给周某某（被害人），我只是代她的父母收取6万元抚养费，至于他们能否结婚生子就与我无关了”等等。

　　

　　4、社会诚信价值观严重缺失。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言之即为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等等。关于诚信的论述在我国的古代的《论语》、《礼记》、《周易》、《尚书》、《孟子》、《大学》等经典著作中均有体现，曾经多少的典故如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商鞅变法城门赏罚等等都展现中华民族的传统诚信价值观。到了近现代，西方的法治文明越洋东渡，诚信也是作为法治国度的帝王条款、帝王原则。由此可见，诚信的价值观本应作为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但我们现在的社会，随处可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现象。在世风日下、浮躁喧嚣的社会与制度中，众多的民众远抛诚信于不顾，整天在琢磨如何获取私利、损人利己，小则盗窃、诈骗，大则贪污、受贿等等，致使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断受损。而对于婚骗案件则更是如此，嫌疑人利用被害人淳朴善良之空隙，假借婚姻之名，径行骗财之实，不劳而获，其诚信价值观早已荡然无存。

　　

　　

　　婚骗案件给众多直接受害者带来难以愈合之痛，也在广大偏远农村形成无法承受之殇，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盗窃、故意伤害等案件之苦。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此类犯罪现象，笔者结合资中县的司法实践和社会宣传教育，简要提出几点可行的应对之策：

　　

　　1、整合“五步走”。通过已经办理的7起具有一定难度的婚骗案件的审查起诉、审查逮捕、出庭公诉以及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笔者总结了一下能够成功并有效办好婚骗案件“五步走”的办案思路及策略：一是弄清众多犯罪嫌疑人纠合在一起的原因、背景以及先后顺序和分工合作关系等。二是紧抠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犯意，通过单刀直入直切主题、旁敲侧击逻辑判断、反问质疑二难推理等确定锁死骗取钱财的主观故意。值得强调的是，对于嫌疑人的讯问，务必要保持同步录录像！三是查实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客观行为，对于纯粹虚构姓名以及人物关系的纯粹诈骗行为毋庸置疑，对于存在真实姓名但是虚构身份关系的诈骗行为也应定，对于用真实姓名和身份关系但是收取彩礼钱财后就迅速离婚并又以同样手段继续同等行为者的诈骗行为也不能否定，总之，对于确定了行为以骗取他人钱财作为目的同时不以结婚作为目的的涉婚行为，均应置于婚骗评价的范畴之中。四是厘清婚骗行为的后果，查证被害人的财产是否发生了转移和出现了损坏，以评价婚骗行为的既遂与否或者是退赃行为与否。五是核实犯罪嫌疑人的后续行为，通常犯罪嫌疑人在骗取到钱财后会很快逃窜外地人间蒸发，但是也不能排除实践中存在所谓的“鸽子”在诈骗犯意下实施了行为，但之后发生主观转换而确实愿意与被害人结婚生子是结婚后并共同生活，那么对于其中的特例则不宜认定为诈骗，但这并不能阻却其他人的诈骗既遂等等。

　　

　　2、加强“三协作”。鉴于婚骗案件存在的侦破难、取证难、界定难等特点，在司法领域应加强办理婚骗案件的协作。首先是警与警的协作，同一地方的公安机关应能加强内部各警种的配合，治安警加强社会面管控，巡警加强点线巡查，刑警加强侦查和打击，使得婚骗分子无处遁形；不同地方的公安机关也应加强协作配合，通过警务平台协作系统、信息交流系统、实地侦查协作等方式，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共同打击婚骗案件。其次是加强警与检的协作，公安机关在发现较大型或者团伙婚骗案件时，第一时间通告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迅速派员介入侦查，适时引导侦查取证，同时提前掌握案件信息，以保证快侦快捕快速。此外加强区域协作，由政法委协调组织公、检、法、司等机关，并邀请行政机关的法制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或者研讨会，制定协作机制，形成打击婚骗案件的具体方案和举措等等。

　　

　　3、加大“二力度”。婚骗案件的危害性在很多方面如财产灭失、精神创伤等不亚于两抢一盗以及故意伤害等普通刑事案件，但是对其打击力度却往往不够，如刑罚量骗低，罪质界定过于严密等等，导致了不少婚骗犯罪分子仍然逍遥法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是要加大打击力度。公、检、法应形成共识，对婚骗案件快侦快捕快诉快判重判，同时应适当放宽对婚骗定性的理解，对于固定了主观上能够认定为骗取钱财的行为人，其客观方面虚构事实的行为则应放宽理解，如嫌疑人以骗财为目的，通过结婚又迅速离婚然后再结婚离婚获取彩礼钱等，或者以骗财为目的通过所谓婚姻介绍后短暂同居然后又如法炮制行为者，均应直接认定为婚姻诈骗犯罪行为。二是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主要是强化国民普通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基层行政机关和村社的宣传教育，让广大落后地区的国民能够主动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同时，政府部门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逐步保障其能够得到合适的教育。同时强化法制宣传，使偏远地区的民众也能感受法制之光芒，享受法律之正义，使得他们发现被骗后能够立即报案，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完善“二体系”。一是完善法律体系。仅有司法实践的从严打击婚骗案件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达到打击和预防的目的与效果，作为成文法制的国度，我们应适时出台关于办理婚骗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婚骗案件的处理原则、界定标准以及常见情形等，使执法者尤其是基层执法者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二是构筑社会诚信体系。诚信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工程。这需要我们，从个体层面认真学习并传承中华经典文化，常怀诚信之心，常修诚信之德，争做诚实信用的人；从社会层面则需不断加强诚信法制建设，完善诚信管理体系，逐步培育诚信文化系统。惟其个人与社会双管齐下，我们中华民族的诚信之传统才能得以逐渐修复和发扬，我们泱泱华夏的社会才会逐渐和谐美好。（资中县人民检察院  许永生）